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大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以来，“制度型开放”已成为推动高水平开放的核心命题。较于传统以商品、要素流动为核心的“边境上开放”，制度型开放侧重于“边境后规则”的对接与融合，是中国对高质量外开放的关键标志。厘清“制度型开放”的叙事逻辑，能深化对中国特色开放道路理论的阐释，同时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实践指引。

 

　　一、历史逻辑：中国对外开放的演进与升级

 

　　制度型开放重要论断的提出，并非偶然的理论创新，而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持续深化的必然结果，其叙事主线始终围绕“时代需求”“问题导线”展开。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从实际出发，紧紧抓住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机遇，以“要素开放”为突破口，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战略举措，发挥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要素优势，主动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参与国际分工。这一阶段开放的核心是通过“边境上”的政策优惠吸引外资、扩大外贸，以“借船出海”战略举措实现增量开放，为中国积累了宝贵的发展经验与物质基础。据统计，1978-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长至3.8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以及要素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强劲拉动。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开放理论的中国化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深刻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必然性与开放性的历史趋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不同时期国情发展开放理论，毛泽东同志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奠定了中国开放的基本立场。邓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创了中国特色开放道路。

 

　　从理论内涵看，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蕴含三种思维。一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辩证思维，既强调对接国际规则，也强调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等核心利益，如出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实现国家开放与安全的有机统一。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系统思维。通过制度型开放逐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内外衔接，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制度保障。三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维。主张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全球经贸规则变革，致力于避免“脱钩断链”，如中国积极推动加入CPTPP、DEPA，倡导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三重思维融合贯通，共同构建了制度型开放的理论内核。

 

　　三、实践逻辑：破解发展难题与参与全球治理的双重路径

 

　　制度型开放重要理念对开放实践的指导作用，体现于“对内改革”与“对外合作”的双向发力，既是破解国内发展难题的关键举措，也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径。

 

　　在国内实践中，制度型开放以“规则对接”推动改革的深化。一方面，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倒逼国内制度创新，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通过修订《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将恶意侵权赔偿上限提升至五百万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市场准入方面，全国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2018年的48条缩减至2024年的29条，持续放宽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准入限制。另一方面，将自贸区作为作为制度型开放进行的试验田，“小切口”实现“大突破”的方式从自贸区的试验实践中总结制度创新成果并形成示范效应，如上海临港新片区开展“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的制度试点，总结了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等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随着制度型开放实践的推进，不仅优化了国内营商环境，更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如202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26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7.1%，其中，高技术产业整体引资占比达34.6%，同比增长40.8%，事实证明了制度型开放通过规则适配为高质量发展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国际实践中，制度型开放以“规则引领”参与全球治理。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治理赤字加剧的现状，中国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全球经贸规则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沿线国家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截至2025年10月，我国已经与4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订了65份标准化合作协议，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等领域实现标准对接。在多边关系建设中，中国积极参与WTO改革，提出“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构建。这种以“制度输出”替代“要素输出”的开放模式，既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提供了新选择，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总之，厘清“制度型开放”的叙事逻辑，可以清晰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从历史逻辑看，它是中国开放进程的必然升级；从理论逻辑看，它是马克思主义开放理论的中国化创新；从实践逻辑看，它是破解发展难题、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路径。进入新发展阶段，只有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才能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系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