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是对政府管理与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媒体引导能力的大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要通过更加准确全面、专业权威、客观理性的宣传报道，让真相及时“上路”。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公众期待第一时间了解事实真相。然而在当前舆论生态和舆论环境中，各类信息鱼龙混杂，半真半假的消息井喷式蔓延。以往人们说，“当真理还在穿鞋时，流言已经跑遍了世界”。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更为迅速，这种特征更为明显。如果真相迟迟不肯“上路”，谣言必然抢先“出发”。加之对新冠病毒的未知和疫情传播的不明确，最易出现各种流言谣言。这就需要疫情报道，更加准确全面、专业权威、客观理性。

　　疫情是谣言滋生的温床，互联网添了把火

　　早在1947年，美国的奥尔伯特与波斯特曼在他们一起合作的《谣言的心理学》中就提出了一个有关谣言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度。也就是说，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度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同时也意味着，在重要性与模糊度这两者当中，当有其中一方趋于零的时候，谣言也就不会产生或者消失了。所以遇到重大事件，要想终止谣言的传播，就要及时披露事件的真相。

　　然而要获得真相很难，每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就更难。尤其是像新冠肺炎这种情况，人们对病毒本来就了解不多，模糊度很高。而有些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做法，尤其是缺少信息透明度，更提升了谣言产生的可能性。

　　同时在网络传播时代，谣言的传播也变得如虎添翼。尤其现在网络传播的主要平台和渠道是社交媒体，特点是圈层传播、熟人传播，比起互联网早期的“舆论广场”式传播，传受两者之间相互更有信任感，似是而非的谣言更易被接受，不但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负面作用力也更强。

　　认真分析起来，互联网时代谣言得以滋生的动机和原因各不相同。一种是恶意制造。谣言制造者往往是事件的利益相关方，趁突发事件人们神经敏感之际，通过制造谣言来攻击他人，或者别有用心、别有图谋，唯恐天下不乱地造谣生事、制造事端。一种是一些无良自媒体或网络营销号为赚取流量，故意制造谣言博取关注，有的甚至采取自己造谣然后自己再辟谣的方式来吸引眼球。

　　最不应该发生、但却常常出现的谣言，是媒体报道不客观或不准确，引起社会公众的疑惑和误解，无意中引起谣言的传播和社会的恐慌。

　　媒体本应是谣言粉碎机，不够专业的报道反而添了乱

　　报道事实、探究真相，本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使命。但如果报道不客观、不准确、不专业，反而会成为谣言的生产或传播者。2003年的“板蓝根抢购事件”，2011年“碘化钾能够防治核辐射”，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新闻误导。

　　新闻媒体没有经过专业核实就刊发相关报道，加剧了民众恐慌情绪，引发社会抢购风潮。这类不实报道的危害，不但没有起到正向的作用，反而会产生许多“次生灾害”。

　　不专业的报道滋生谣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人云亦云型，对单一信源不加核实不做深究。新闻媒体作为连接科研机构和社会公众的桥梁和纽带，要深入探究事实真相，准确解读和传播疫情相关的关键信息，不能人云亦云，简单重复单一信源的信息。比如这次疫情报道中广受质疑的“双黄连口服液”事件，新闻媒体对“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说法，没有进行深入采访、多信源核实，就简单地将这样的初步结论和初步实验结果草草公布于众，造成科研机构误导媒体、媒体误导舆论、舆论误导公众的情况，造成社会公众的误判，出现双黄连抢购潮，甚至出现为抢购双黄连扎堆聚集而不幸染病的悲剧。

　　断章取义型，对专家观点片面理解，甚至做不当解读。新闻真实是全面的真实，而不是只言片语的真实。新闻报道要把专家的话全面理解加以报道，如果仅仅是断章取义，就会造成公众理解上的片面性，从而滋生各种不实传闻，形成谣言。比如，有专家在一次通气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未必发源于中国。”有些媒体就以此推断“新冠病毒源自境外”并予以报道，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号和自媒体进行大量转发吸引眼球。再如，疫情发生后一篇题为《吸烟者感染新冠病毒率远低于非烟民？钟南山首篇论文出炉》的微信文章在朋友圈流传。实际上，这同样是对专家论文观点进行断章取义、偷换概念而形成的谣言，根本经不起推敲和考证。

　　避重就轻型，对重大关切缺乏针对性回应。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发生后，公众期待第一时间了解事实真相，特别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信息。如果媒体对社会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不能及时回应，对重要关切点缺乏针对性的回答，就会引发社会公众种种猜疑、猜测，从而催生各种谣言的增长。此次疫情爆发后，是否“有医护人员感染”，是否“人传人”，都是社会公众最希望知道的关注点。1月20日之前媒体报道的确诊人数中，事实上当时已有医护人员受到感染，但报道中并没有特别指出来。如此重要的关键信息，直至1月20日才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引发网络舆论各种猜疑，滋生各种谣言大肆传播。

　　原文照搬型，对口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不做调查分析。媒体采集的信息源往往并不统一，在此情况下，媒体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让公众理解不一致的问题根源所在。媒体进行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报道时，尤其需要注重这一点。否则会在舆论场上放大混乱局面，致使各种流言蜚语在网络上流传。例如，1月26日，湖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湖北省领导与武汉市领导有关防护服是否紧缺的说法不一。防护服到底是充足还是紧张？自然会在公众层面引发疑问。尽管这种口径不一，本身不是新闻媒体的问题和责任，但作为新闻媒体，一是有必要说明他们涉及的是不同范围，自然会有不同说法，二是有必要通过深入调查和进一步核实，尽可能厘清事实，而不是简单地原文照搬，任由舆论场舆情发酵。

　　以讹传讹型，缺乏专业素养，报道不够科学专业。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确存在巨大的未知和不确定性的问题，如果记者缺乏专业素养和基本的医学常识，自以为如实报道，却会因为不够科学专业而变成以讹传讹。比如，有媒体报道，河南信阳出现两例30多天才被确诊的超常规病例，《密切接触30多天才确诊！两例超常规病例出现》，被网友误以为“潜伏期可长达30多天”，甚至有地方政府要求，在家隔离14天的要再加7天。实际上这两例病例早已发病并隔离治疗，只是因经过3次核酸检测才确诊，所以拉长了最终确诊的时间，而非感染潜伏期30多天才发病。

　　准确专业理性的报道，助力真相跑赢谣言

　　防控疫情，主角是政府部门和业内专家，但新闻媒体的角色同样重要。要及时、准确、专业地发布权威信息，公开透明回应群众关切，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和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科学防控，通过准确专业理性的报道，减少流言谣言的滋生，助力真相跑赢谣言。

　　一是疫情报道要全面准确。全面充分地提供信息是第一要务。疫情期间人们心理恐慌，最需要准确、全面、充分的信息。互联网传播即时、海量的特征，虽然有可能让谣言传播更广更快，但也为媒体及时、全面、准确提供疫情信息提供了可能。新媒体平台通过大数据监测，信息整合，可视化呈现，多元分发等，可以全面、准确、即时播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阻击谣言的传播。尤其是互联网的无限容量和链接、搜索功能，可以供新媒体专门开设辟谣平台，针对各种片面、不实报道，随时集纳辟谣信息，满足公众查核真相的需求。比如，凤凰新闻客户端自1月23日起开始生成辟谣日报，以图片形式整理每日常见谣言。丁香医生、阿里健康、腾讯“较真”等都开设了辟谣专区。今后有必要由权威机构整合不同平台，统一入口，让公众更容易得到及时、准确、权威的疫情信息包括辟谣信息。

　　二是疫情报道要专业权威。这种专业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疫情报道中，记者要有一定的医学和医疗卫生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专业信息能做出一些基本的专业判断，这样才不容易被误导，或者在与专家采访沟通中不会产生误会误解和误报，对专家观点进行分析解读时才能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不会误导受众。二是要有扎实的新闻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能够专业准确地呈现新闻事实，比如在重大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必须进行多方求证，不能只依赖一个信源，如果各方面专家或专业机构对某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也要在报道中实事求是地表述，不造成误读。

　　三是疫情报道要客观理性。疫情报道应本着严肃严谨、客观理性的态度，不能在有损客观理性的前提下，过分追求感染力渲染力。否则正面报道有可能造成负面效应。比如过分夸张地报道先进典型的事迹，如果把握不好度，也有可能引发人们的抵触和反感情绪，损害媒体公信力，给所谓“追求真相”的谣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空间。又比如不要为了表现崇高，而夸大遇到的困难和艰难场景，甚至渲染恐怖气氛，造成人们的心理恐慌和担忧，间接地给谣言帮了忙。因此，在重大危机事件报道中，不要刻意制造“煽情新闻”，更不能为了追求“戏剧性效果”而使灾难叙事缺乏真实、客观、理性。

　　疫情防控是对政府管理与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媒体引导能力的大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要通过更加准确全面、专业权威、客观理性的宣传报道，经受住考验，在真相与谣言的比赛中，助力真相跑赢谣言，助力打赢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作者：王志锋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煮酒话媒工作室）